1993年清理出土的荆门郭店楚简，在1998年公布；1994年收购入藏的上海博物馆楚简，自2001年开始发表，迄今仍在继续出版之中。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出现，迅速引起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研究热潮，涉及到许多学科和方面，但受影响最大的，恐怕应推学术史、思想史。两批简内大量丰富的佚籍，使人们不得不提出重写有关学术思想历史的要求，在二十世纪长期流行，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的若干观点，正在遭到动摇，甚至导致根本性的改变。
这篇小文想着重考察郭店简、上博简发现后，学术思想史直接受其影响的段落与部分。文中将先就简的年代本身作进一步的推定，然后分别谈到这两批简的两项最主要的内容，即儒家和道家，分别进行概观的探讨。由于我个人识力有限，同时上博简也还没有完全公开，看法只能是不成熟，或者说是暂时性的，敬希大家赐予指教。
一、郭店简、上博简的时代
郭店简与上博简时代的研究条件明显不同。前者系经考古发掘出土，有出自墓葬的材料记录足稽，后者出于盗掘流散，缺乏原来墓葬的信息。
展开剩余90%如众所周知，郭店一号墓其实也经过盗扰（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以下有关该墓材料均据此文），盗墓者第一次仅挖至椁板，第二次则在椁板东南隅箱头南端锯洞，并且撬开边箱，盗去一些文物。不过从后来发掘的平面图看，所失不多，特别是简基本得以幸免。这就使墓以及简的时代有可能得到推定。
按照考古学的原则，郭店一号墓的时代是墓中简的时代的下限。作为墓的随葬品的简，其书写的时间不可能迟于墓的下葬，由于是实用的书籍，一般说总应比墓的建成为早。至于这些书籍的著作时间，还可能比简的书写早相当一段时期，是大家不难理解的。
郭店一号墓的发掘简报，业已对墓的时代作了很好的分析。这座墓位于楚国郢都地区，这个地区的墓葬，考古学者已经有比较详细可靠的分期，其中江陵雨台山墓葬群的序列可以作为最好的标尺。郭店一号墓的简报正是这样做的，以所出器物尽可能同雨台山类似出土品对比。下面将比对结果表列出来，前面是郭店一号墓所出器物名称，后面是雨台山出同型器物的墓号及所属分期：
铜器： 郭店： 雨台山：
盘 M354， 四期
扁菱形镞 M499， 四期
马衔 M323， 四期
盖弓帽 M545， 四期
陶器：
鼎 M176、179，六期
盉 六期IV式
斗 六期II式
漆木器：
耳杯 M245， 五期
木梳 M513， 五期
木篦 M314， 四期
这里面陶盉、陶斗，简报对比雨台山六期，需要说明一下。雨台山分期中的陶盉，Ⅲ 式与IV式实际非常接近，据报告，见于M176、179的Ⅲ式盉“环耳外撇近横，蹄足内侧平，外侧有削割痕迹，肩、腹部饰弦纹”，而见于M555的IV式，“形制相同”，只说“环耳外侈近横，腹壁直，圜底近平，蹄足内侧平，外侧呈三棱形”（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8-69页），同Ⅲ式的差异非常细微。郭店的盉，看线图与雨台山Ⅲ、IV两式均有一点差异，可能是由于足上部有兽面，划到IV式一边去了。我认为该盉也当对比雨台山Ⅲ式，在其五期，这和陶鼎恰相配合，已见于雨台山M176、179。另外陶斗，郭店的一件与雨台山I式、Ⅱ式差别都比较大，恐没有分期的意义。
把陶器中的盉改到雨台山五期，去掉斗，便可看出郭店一号墓整体说来相当雨台山五期，即战国中期后段。
简报又专门以郭店一号墓器物同距离很近的包山二号墓对比，同型的有铜扁菱形镞、軎辖、木枕等。尤其是方形有漆绘的铜镜，两墓所出“如出一笵”。这种镜不是耐用物品，更表明墓的时代性。包山二号墓的时代可由墓中简文纪年推定，是公元前316年（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332页），属于战国中期后段，用雨台山分期，也在五期。
这一切，证明简报讲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确是很对的。
战国中期后段，从绝对年代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仍以雨台山分期来看，在中期后段之下，还有楚墓的一个期，即战国晚期前段的六期。郢都楚墓的下限，公认在秦白起拔郢的公元前278年，此后当地的墓即归秦墓的范围（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作为考古器物的分期，能明显成为一个期总要占二三十年甚至多一些，而公元前278年上距公元前300年不过二十二年，所以我们说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应该是合适的。有的学者出于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考虑，希望把墓的时代下移，是做不到的。
上博简无法用像郭店简这样的方法来推定时代，但如学者们共同感觉到的，上博简的形制、字体等与郭店简没有突出差别，当属于同一较宽的时代范围之内。以下两点，似可作为推测时代的参考：
上博简有一种现题为《柬大王泊旱》（马承源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柬大王”即楚简王，卒于公元前408年。上博简包括这个王谥，自然不能更早。简王的轶事成为一种文献流传，可能要在他身后若干年，把简的整体年代估计在战国中期后段以下较为合理。
与这批简同时，有一些丝织品流散，传说出于一墓。其刺绣技法纹饰都和江陵马山一号墓的出土品相若，很可能属于同时，马山一号墓的时代，发掘报告云“为战国中期偏晚或战国晚期偏早，约公元前340年之后，至公元前278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5页）。
因此，我们试估计上博简所自出的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到晚期偏早，简的书写时代也不出此限。
二、孔孟之间
郭店简依整理者的划分，有书十六种。上博简（不包括另收的字书等简）尚在陆续发布，据称至少有书八十多种。两者相加，已超过百种，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其时在楚地流传的书籍的主要趋势。
两批简，内容固然很多很杂，但主要的，有学术思想意义的部分，是属于儒家和道家。我们看郭店简里面的四种《语丛》，性质是多种书籍的摘抄，其内涵主要仍为儒道两家。这说明，当时在楚国的诸子百家学说，这两家实居优势。进一步设想，由于楚国并非学术的中心，这样的优势状况可能也同样存在于全国其它多数地区。今后有条件的话，试以公元前300年为轴线，对学术思想史作一考察描述，一定是很有兴趣的。
简中所见儒、道两家著作，都出于学者的传述。儒家作品有记述孔子言行的，如《诗论》、《孔子闲居》，均系弟子记录传习之作。道家作品只有《老子》系老子手著，但所见是摘录本，所附《太一生水》则显为后学增加。因此，我们根据这两批简所能够直接阐发的，是老子、孔子以下早期儒家的学术思想。
现在先看儒家。
我曾一再引用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关于儒门诸子生卒年代的估算，下面再按本文的需要开列一些：
孔子 公元前551—479年
子夏 507—420年
子游 506—445年
曾子 505—436年
子思 483—402年
子上 429—383年
孟子 390—305年
孔子为儒家第一代。为七十子中后进的游、夏、曾子，是孔学的主要承继人，是第二代。子思则与七十子弟子平列，是第三代。孟子之学上承子思，然其生年不及见，或说是子思之子子上的弟子，是可能的，子上为第四代，孟子则在第五代。
郭店一号墓下葬不晚于公元前300年，与孟子卒年接近，所以我曾说郭店简儒书当为孟子所能读。上博简的下限可能更迟一些，但其中儒书的内涵，写作年代在公元前300年以下的，即使存在也一定甚少，大体说同样应在孔孟的年代之间。《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关于儒分为八，篇中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或作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并不是并世的八个支派，而是辈份不同的八位学者，各有趋向。
值得注意的是，儒分为八中的一部分互相联系密切。前人已经论及，《孟子》书中明引曾子者九处，引子思者六处，均为崇敬推尚的态度（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3页）。乐正氏当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梁启超已有说明，即使如郭沫若说是孟子弟子乐正克，也同属一系。仲良子有注释曾子之语，同样和曾子系统有关（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6-1127页）。这样看来，儒分为八中的一半实际彼此相关，可说是当时儒家的主流。
郭店简以及上博简的发现，正好凸显了这一点。我已经讨论过，郭店简《缁衣》、《五行》出自子思，其它《性自命出》等也与曾子、子思一系有关系，甚至不妨视为《子思子》。上博简也有《缁衣》和《性自命出》（《性情论》），证明这一系儒家的著作在那时非常流行，有很大影响。
《性自命出》郭店简有一段子游的话，特别值得注意。《荀子·非十二子篇》在指责子思、孟子的“五行”说时，讲到其说托始于子游，可见子游同这一系存在一定联系。
最近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梁涛先生的文章《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作者与年代》（见本刊第4辑），文中提到《礼记》的《礼运篇》作于子游之说。《礼运》的中心内容是禅让，而郭店简的《唐虞之道》，上博简的《容成氏》、《子羔》等都主张禅让，其间应有关联。梁文指出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以为《礼运》成于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让国以后，则恐不妥当。
禅让之说本于《尚书·尧典》，起源应该很早，但在儒家学说中形成高潮，可能即始于子游或其弟子撰作的《礼运》，《唐虞之道》等是在其影响下引申发挥的产物。到燕国的事件发生之后，孟子率先起而反对，鼓吹禅让的风气便煞住了。两批简的儒家著作中，禅让说一时盛行，正与战国中期后段公元前316年以前的形势相当。这对于推断简的时代，也是有价值的论据。
总之，在孔孟之间，曾子及子思一系作用最大，宋儒的道统说还是有相当道理的。
三、老庄之间
相比于儒家的孔孟之间，道家的老庄之间的传承更不清楚。
由于《史记》关于老子的传记突出了所谓“犹龙”的特点，老子其人和他的时代长期是争论的焦点问题。郭店简本《老子》的存在，至少把《老子》成书在《庄子》之后的一派说法排除了。
根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庄子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365—前290年，所以郭店、上博简中各种书籍也都能为其所能见。
《老子》的形成，应比两批简的时代要早，这是因为下列几点理由：
首先，郭店简里的《老子》三组，只是《老子》一书的摘抄本。这有其内证，《老子》丙组附有《太一生水》，而《太一生水》乃道家后学所作，其文字所本的《老子》篇章，有的不见于郭店简，充分说明当时《老子》绝不限于简本的那么多（李学勤：《论郭店简﹤老子﹥非﹤老子﹥本貌》，《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摘抄本自然要晚于内容更多的原本。
简中还有一些作品，是引申推演《老子》的，例如《恒先》。《恒先》不仅袭用《老子》，而且在思想上有相当大的跨进。这表示《老子》比简早，而且要早相当大的时段。
我们还可以把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书》放在一起考察。《黄帝书》作于先秦，不少学者都认为应属战国中期（参见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龙晦：《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书探原》，《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其内容多本《老子》，看来《老子》成书应更早些。我曾从各方面材料考虑，认为《老子》其书“不晚于战国早期”（李学勤：《古文献从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在《黄帝书》公布以后，学术界为“黄老之学”面貌的揭示而振奋。原来文献艳称的“黄老之学”，其思想富于积极色彩，与庄列一派的引退截然有别。后来的若干法家人物，都曾于此取义，如慎到、申不害以至韩非之流，殊不足怪，而其最晚的作品是久被贬为伪书的《鹖冠子》。
黄老一派道家的重新认识，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然而这是老子下面道家的别派，对于老庄之间的联系尚未能说明。
释读上博简《恒先》，使我们看到这里缺失的链环。
《庄子·天下篇》于诸子均有批评，最后推尚老聃、关尹，而归结于庄周。文中说关尹、老聃“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实则这样的范畴并未见于《老子》书内。郭店简《太一生水》有“太一”，我曾以为是关尹遗说（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2页）。《恒先》开头便说：“恒先无有”，这恰恰就是《天下》讲的“建之以常无有”，其为老子弟子关尹一系的遗说，是明显的。
《恒先》下面还有一串术语，我读之为“大全”、“大（太）清”和“大（太）虚”。三者均见于《庄子》书内，“大全”见《田子方》，“太清”见《天运》，“太虚”见《知北游》（李学勤：《楚简﹤恒先﹥首章释义》，《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可以清楚地看到，《恒先》是《老子》到庄学之间的联络桥梁。
希望本文的简短讨论，能促使更多学者注意孔孟、老庄之间学术思想演变的探讨。相信这方面研究不但会更进一步抉发现已发现简文的秘蕴股票配资的公司行业门户，还将导致对有关传世文献有深入的认识，在不久的将来，再有新材料出现，我们可以有较充分的准备。（李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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